映象新闻

一些论者在研究司法推理的自主性时，其实就是在探究道德进入司法推理活动是否是必然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绝不是权宜之计和外交辞令，而是成为宪法规定的立国基础。如果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太强，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就会缺乏活力。

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中表现得尤甚，城乡地区、不同区域，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2期（第5-25页）。三是针对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完善关于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的法律法规，依法向不发达地区倾斜性投入，建设各种必要的公共设施，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二是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运行，依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先是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归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两句刻了一个图章，后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无竞居士的别号。

[65] 这个改革方案虽然获得统治者的批准实施，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施的效果并不让人乐观。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清政府一方面要与西方列强妥协，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家和社会尽可能地向好的方向走。但更困难也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发现正当性遮蔽之下的行动逻辑，即既要看他如何说的，更要看他如何做的。

文本的结构非常奇特，以内篇与外篇作为文本的总体安排。意思是说，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学。

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他在向皇帝提交改革方案时不用改革作为标题，而是冠以《劝学篇》。在这个文化与政治交织的场域，张之洞拥有的资本要比康有为丰富得多，其策略也老辣得多，与之相比，康有为就是一个政治新手。张之洞秉持的是慎重改革精神，主张循序渐进。

这里的鄂字是在暗示刘坤一，湖广总督是排在两江总督之后的，当然应由你两江总督主笔才是。张之洞在刘坤一和李鸿章去世之后，事实上已成了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他的言行对其他地方官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张之洞而言，这是最高统治者给自己做的最大广告，也是一本著述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5]的确，作为中央两大核心机关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似乎对此表现得无能为力。

内篇虽然因其内具有文本的优先性和优越性，但它只有9篇，比外篇的15篇少了6篇的篇幅。中国必须变得像西方一样强大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这是张之洞作为经世权变的儒臣能够把握的东西。

无论是张之洞参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的进步团体、捐助资金，还是康有为应邀去南京与张之洞会面都是梁鼎芬在中间穿针引线。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张之洞先召开国会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反对。自号是对自己的一种命名式的认知方式，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态、期望、志向等，由此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脾性和性情。出于中国人特有的礼貌，尊长有时也称呼下属的字，这会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行为。作为官场的老江湖，他了解慈禧太后的政治平衡术，建议用张之洞作为一个平衡的角色，应该符合她的心思。[32]参见[美]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上面引述的辜鸿铭对张之洞使用的儒臣概念就包含了文化资本这一层含义。

没有中西方力量对比上的强弱，西方在张之洞这类中国士大夫眼里就一文不值。正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技巧，才使《劝学篇》两线都取得了胜利：因为内篇，保守主义把他看作是同路人。

[73]张之洞：《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载《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586页。[69]张之洞：《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致京吏部大堂鹿尚书》，载《张之洞电稿》，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81页。

他把康有为的激进主张称为雅各宾主义，斥责他们自称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24]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他有处理一个弱国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又是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政治地位上两人的差距就更大了。[12]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由早期社会所形成的经验决定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当然，在张之洞那里，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它是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依托，也是作为君子的行为规范，但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肉身。

与人们理解的资本概念不同，布尔迪厄的资本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而且还发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注释: [1]《汉口之贸易与税关收入》，载《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他在书中所探讨的课题，即关于中国的革新，以及他所采取的方法和提出的建议，这一切都很自然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大名用于尊长对下属的称呼。

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他这番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他委婉告诉朋友，他要任职的那个部门，他玩不转，所以他改变不了大局。

[63]张之洞：《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载《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541页。建议虽然提出了，但内容表达的却含糊其辞，既不言明让张之洞进入哪个部门，又说中央两个核心部门都缺少人手，而字面的意思只有面询二字，显得世故而圆滑。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和亲信，刘光第虽不是张之洞的门生，但二人也有师生之谊，属于可靠的政治同盟。） [72]张之洞：《遗折》，载《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825页。

王人博，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0]参见前注[14]，张达骧文。

1906年随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司法、行政的改革已提到议事议程。他与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不同，后者是靠军事能力、军事才干起家，是通过在刀尖上舔血与满清政权患难相依而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的。

后来，被先后调入山西、两广、湖广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去世前两年进入清政府中央权力中心，官僚生涯达到顶峰。经过深思熟虑，张之洞小心翼翼地给朝廷发了回电，以湖北公务繁忙暂脱不开身以及身体不好为由，继续采用以拖待变的策略。